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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尼会战

作者:不详  来源:维基百科  发布时间:2008-8-1 8:27:28

 

坎尼会战,发生于公元前216年,乃是二次布匿战争中的主要战役。此前迦太基军队主帅汉尼拔入侵意大利,并且屡败罗马军队。而为了截断罗马之粮食补给,进一步打击其气,汉氏于是进兵至意大利南方之罗马粮仓坎尼城。8月2,迦太基军与罗马军相遇,大战爆发。汉氏运筹帷幄,成功地以少胜多,击溃了由罗马执政官鲍鲁斯与发罗二所统领的大军。而此战虽然并没有令迦太基彻底击溃罗马,但汉氏战术运用之高妙,使之时至今天,仍被誉为军事史上最伟大的战役之一。

在特雷比亚会战(前218年)与特拉西梅诺湖会战(前217年)的惨败中恢复过来后,罗马打算在坎尼与汉尼拔决战,并且派出了约八万七千名罗马同盟军出战。罗马军将右翼置于奥非都斯河附近,骑兵放于两翼,而重步兵则集中在中军。为了对付罗马的布阵,汉尼拔使用了双重包抄的战略,将最不可靠的两万千名高卢新兵置于中军,并混以八千名久经沙场的西班牙重装兵。而其中军并不是一条直线,乃是由中央突起的弓形阵,以诱敌击之。而精锐骑兵则置于两翼,以作包抄之用。在战事开始时,迦太基的中军不敌罗马中军的优势兵而向后撤。但罗马在不久后便堕入了一个巨大的凹中心里,而迦太基的中央步兵与两翼的骑兵则由中间进逼,结果包围了罗马军。罗马军无处可撤,结果被迦太基军分割,逐个击破。最终,大约六万至七万名罗马兵战死或被俘,而其统帅之一,执政官鲍鲁斯与八十名元老院成员亦不能幸免。


战略背景


二次布匿战争开始时,迦太基将军汉尼拔在冬季时率领大军经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并迅速地连败罗马军两次(特雷比亚会战与特拉西梅诺湖会战)。经过这些败绩后,罗马委任费边为独裁官,其决定与汉尼拔打消耗战,并截断其补给线和拒绝与之正面交战。但是这些战术并不为罗马所认同。当罗马在汉尼拔大胜的惊讶中醒觉过来后,开始怀疑费边战术的有效性,结果给了迦太基军队回复元气的机会[1]。费边的战略使得那些极欲在短期内终结战争的主流们感到失望。而且当时们亦普遍相信若任由汉尼拔在意大利抢掠而不阻止的话,则罗马的同盟们可能会背叛并与迦太基结盟,因为其会因罗马的消极战略使认为罗马无法保护自己。

在前216年,罗马元老院重新开始执政官选举,并选出发罗与鲍罗斯为执政官。与此同时,一支空前庞大的军队组成了。据希腊政治家和历史家波利比奥斯所载,「其欲派出八队罗马军团往战场,这是罗马史上首次,每一个军团有着大约……以往罗马的战争大多只是由一名执政官与两队罗马军团负责,并由罗马的同盟分担部份兵,同时召集队罗马军队在同一场战争里已很罕见。但在此次,形势极为险峻,所以罗马决定派出不只队而是八队罗马军团前赴战场。」([2])。大军包括了二千名罗马骑兵与千名同盟骑兵,总共有八万六千至八万七千名兵。每一军团有着相同数量的同盟军备队(步兵与骑兵皆是),面对汉尼拔的罗马军队数量差不多有九万Cottrell。部份估算罗马军队数达十万,但这个数并不能被完全证实。


前奏
在前216年春,汉尼拔取得战略主动权并占有了阿普利亚平原的坎尼城。坎尼为一个巨大的补给仓库,汉尼拔因此将罗马与其重要补给来源切开。据波利比奥斯所述,「坎尼被夺取使得罗马军队发生骚乱;若只是失去了一处地方与仓库并不足以引起骚动,但坎尼是对各被夺省份的控制点」。罗马的两位执政官为了迎击汉尼拔,亲率大军向南行军。经过两天,其于奥非都斯河左侧找到汉尼拔的踪迹,并在距离其六英里外扎营。平常两位执政官会分别指挥其所部,但这次因两部军队合一,所以因应罗马法律的要求,两位执政官在间轮流作出指挥。

执政官发罗,本性狂妄自大,首次带兵上阵,就一心要战胜汉尼拔。当罗马军队向坎尼逼近时,汉尼拔派出一小队军队伏击罗马军队。发罗成功抵挡了其的进攻并继续向坎尼进军。而另一位执政官鲍罗斯则不同于发罗,其心思慎密并且步步为营,而且其知道即使罗马军队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但与汉尼拔在平原上对战是极不智的。此想法绝对正确,因为汉尼拔具有骑兵的优势(不论是质量或数量上)。尽管有着这些顾虑,鲍罗斯认为在取得初捷后退兵为不明智的,于是将三分之二的兵驻扎在奥非都斯河东侧,并指令余下的军队渡河,在北岸离迦太基军营更近的一个高地上设下二个军营,此军营设立的目的在于抢夺粮草并且骚扰敌军[3]。

两军于这个位置对阵了两天,在二天时(8月1),汉尼拔向发罗挑战,相约于明天正式交战。发罗拒绝了,当其要求被拒绝后,汉尼拔意识到奥非都斯河对罗马军队的重要性,于是派出骑兵向正在河边取的罗马兵进行骚扰。对于发罗来说,汉尼拔派出的这些骑兵直接对罗马军营进行骚扰,掠夺并干扰罗马军源供应,是不可容忍的的行为[4]。发罗因此被激怒,并于次,即8月2,集合南北两营大军,在与汉尼拔军营隔岸相望处布下战阵,向汉尼拔挑战,要与其决一死战。


战役
两位执政官共有七万名步兵、二千名罗马骑兵与千名同盟骑兵(在会战里上阵的),并在两个军营留守二千六名重装步兵与七千名轻装步兵(合计一万名步兵),所以罗马在战场上的总兵达至八万六千。而迦太基军则有大约三万名重装步兵、六千名轻装步兵与八千名骑兵,这包括了主战场上的兵与分队兵


战术部署
当时传统的阵形是步兵置中军,骑兵置两翼。罗马依照此法摆阵,但选择加厚中军的纵深而不是加阔其战线阔度(这是因为其军队数量多于迦太基的,所以其战线可以与迦太基的等长),并希望以此迅速击溃汉尼拔的中军。其二队小队(principes)紧接着一队小队(hastati),当罗马军队前进时可以确定其具有统一的战线。但就如波利比奥斯所述:「罗马的小队(Maniple)一个接一个,结果中间的走动空间少了……而每个小队的纵深皆比前线的为大。」[5]。然而面对发罗的阵形,汉尼拔没有可调配的空间或撤退的可能,因为其背后为河流,而罗马的优势兵却会逼使其军队会后撤至,最后其可能被切割并逐个击溃。坎尼这个战场不同于此前的战场,一目了然,没有可以伏兵之地,而发罗知道汉尼拔此前两仗均以诡计与花招取胜,所以其主动寻求发动战役,以防被算计。此外,发罗亦知道罗马步兵当初在特拉比亚会战里成功穿透了汉尼拔的中军,所以其打算再次制造此结果并且要更为从容地取得更大的战果。

汉尼拔为了应付罗马军的优势兵,选择了不同于传统的阵形,其将最低质素的两万千名的高卢新兵放于中军,并辅以八千名久经沙场的西班牙重装步兵,而一万二千名骁勇善战的非洲重装兵则分列两边。而两翼则分置骑兵。汉尼拔依据各兵种的特性与战斗质素来布阵。其使用了各兵种的优势与缺点来实行其计划[6]。其计划首先命令其两翼的精锐骑兵先击溃较弱的罗马骑兵并从后攻击罗马步兵,此时那些罗马步兵会因数量上占优而将汉尼拔的中军逼向后撤,而汉尼拔此时则可将原先安放在两侧的非洲重装兵向中间进攻,对罗马军队形成包围。


汉尼拔接着逐渐扩展其中军战线,如波利比奥斯所述:「当其中军变为一条直线后,其将中军的西班牙重装步兵和高卢新兵放前,而其后部队则逐渐后退,但保持与中军的接触,结果形成了一个新月状的阵形,侧翼的战线则会因为战线延长而变薄,而其部署非洲兵在此,而作支持,并与西班牙重装步兵和高卢新兵互相策应。」[7]波利比奥斯形容迦太基的中军在新月状布阵里是薄弱的,并突出向罗马中军,而两侧则作梯形排列。普遍相信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阻延罗马步兵前进的步伐,并让汉尼拔有时间部署对其非洲兵作出最有效的部署[8]。

汉尼拔亦确定罗马军队面向南方,而其军队则面向北方,所以早晨的光线照向罗马军,而且罗马军亦会受到夹着沙尘的东南风的吹袭。此外,奥非都斯河在汉尼拔的战略部署里亦占了重要席位。因为其背靠着奥非都斯河,所以可以确保迦太基军的后方不会受到罗马军的进攻。此外,罗马军因为背靠坎尼城的山丘,右靠奥非都斯河,所以其只有从左方撤退[9]。汉尼拔对军队的布阵,及对军队能的了解程度,成为其在坎尼会战里获胜的最主要的因素。


战役经过
当战役开始后,两翼交锋的骑兵即展开厮杀。波利比奥斯是如此形容当时的景况的:「当左翼的西班牙与高卢骑兵进攻罗马骑兵时,粗野的战斗便不断接踵而来。」[10]迦太基的骑兵很快便战胜了右翼较弱的罗马兵,并展开追击。部份迦太基骑兵则由自军左翼出击,越过罗马军右翼,进入罗马骑兵的后军里。罗马兵已变得分散,而迦太基不断攻进其内,对其展开包围切割[11]。当罗马进攻时,一阵热西风夹着尘埃向罗马军队迎面吹来,并阻碍了其视野。然而那阵西风吹来的尘埃并非主要因素,交战双方所做成的尘埃才最阻碍行军视野。而汉尼拔在此前数天对罗马作出的袭击使其得不到充足的食供应亦对罗马军的表现造成影响。

汉尼拔站在较弱的中军,并指挥其向后慢慢退却。汉尼拔知道罗马步兵占有优势,因此有计划地让中军慢慢后撤,但这时罗马步兵的优势失去了,并被迦太基军占了上风,这是因为当前线的步兵向前迈进时,拥踵的罗马军团开始失去了默契,各小队间的隙缝开始变细。结果连拖展身手的空间亦没有了。当罗马中军向着后撤的迦太基中军的西班牙与高卢兵进攻时,忽略了迦太基两侧的非洲兵,结果反被其形成了新月形的包围[12]。与此同时,迦太基骑兵攻向罗马中军的后方,并对其完成包围。这时汉尼拔的中军已经如同一只大海碗,开始逼使两侧的罗马军向中央靠拢,而罗马步兵亦越陷越深,汉尼拔于是在此决定性时刻,下令左右两方原来静止不动的非洲兵向中央的罗马步兵进行合围。[13]结果将罗马军的两翼皆赶进碗里去,这是早期的钳形战术的例子之一。



罗马军队的解体,由美国陆军军官校的历史部门提供。当两侧的非洲兵向中央压逼时,罗马步兵再没有发挥的空间,并且被分割包围,即使是逃亡的空间亦没有。汉尼拔成功建立了包围罗马军的墙并且将罗马军集中歼灭。波利比奥斯记述道:「当其被不断切割,生还者被逼站在原地引颈就戮。”罗马三大历史家之一的李维这样形容:“数以千计的罗马兵俯伏地上…部份还未战死的罗马兵,其伤口被寒冷的晨风吹着,结果使其痛得醒了过来。但当其醒来时,满地鲜血,遍地死尸,罗马战败了。部份发觉其头部插入了泥土里,部份成功挖开泥土,得而生还;部份万念俱灰,为自己与同伴挖掘坟墓;部份再没量挣扎,被泥土活埋。」[14]。每分钟大约有六兵被杀,直至夜幕低垂,这场血战才终结([15])。只有一万千名罗马兵成功逃脱(大部份逃至最接近的城市卡流苏门(Canusium))。在该天结束时,原来有八万七千的罗马军队,只有约十分之一生还[16]。


伤亡
虽然真实的伤亡数可能永远无法得知,但利瓦伊与波利比奥斯指出大约有万七千至七万名罗马兵战死,并有大约三千至名罗马兵被俘[17]。这包括罗马军队的统帅、执政官埃米利乌斯•鲍罗斯本与两位前任执政官,两位刑事推事,十八位军团将校里的二十九位,与八十位罗马元老(当时罗马元老院只有不到三位成员,这个数已包括了政府成员里的分之二十至三十)。另外有一万名驻守两个罗马军营地与邻近村落的罗马兵在翌投降。总的来说,本来的八万七千名罗马兵里可能有超过七万名被杀或投降-超过整体军的八成。另一方面,迦太基军有一万六千七兵伤亡(主要为高卢与伊比利亚兵)。阵亡数大约为六千为高卢兵,一千为伊比利亚与非洲兵,其它为骑兵[18]。总括而言,整场战役的总伤亡数大约为八万

如果此数据属实,坎尼会战便是类军事史上单死亡数最高的的战役之一。这场战役单死亡数较英国皇家空军在两次大战里所阵亡的飞行员总数为多[19]。此外,其亦较一次大战里巴戴尔战役(Battle of Passchendaele)个月的总死亡数为多[20]。不计其它破坏,这场战役的死亡数为整个二次大战里美军总死亡数的三分之一[21]。这个单战役死亡数的纪录直至1916年的索穆河战役才被其首伤亡数所超过。


战役影响
 这是此所未有的,在坚固的城墙保护下,们从没这样的惊慌,我不应尝试去描述这情况,或将该事实详细记录…这从未受过伤的心灵在一时间受到多重打击。根据报告,两个执政官与其军团皆告覆亡,这里再没有任何罗马军营、将军,或任何生还的军兵;阿普利亚、萨谟奈,差不多全部意大利皆在汉尼拔脚下。现在所有其它的城邦皆已降服于汉尼拔之军下了。  

—利瓦伊, 元老院对于战败的反应
在会战后的一段子里,罗马变得乱作一团。其于意大利半里最强大的军队被歼灭了,剩下的部队却严重地气低沉,而仅余的执政官完全不被罗马所信赖。这对罗马来说是军事上的大灾难。罗马在此外宣布了一个全国哀悼,因为每一位罗马皆有亲友在此役里阵亡。罗马甚至绝望至依靠祭,以祈求扭转局势,其将少数奴隶杀死并将其埋葬在公共集会场地。

汉尼拔继特雷比亚战役与特拉西梅诺湖会战后在此役里再度获胜,并将相当于八个罗马军团的部队歼灭([22])。在三场战役里,罗马共损失了分之一的十七岁以上成年公民(接近罗马可供使用的的两成)[23]。此外,此役使得南意大利各邦国均震摄于汉尼拔之军威之下。在此役后,希腊化的南部各城邦,包括卡普亚与他林敦此两个意大利南部最大的城邦均背叛罗马而转投汉尼拔之下。正如波利比奥斯所述,「若想得知坎尼会战战败有多么的严重,可以由罗马同盟的背叛看出;在战役前,各盟友均忠贞不二,但在战败后,无法再信任罗马的威,因而背叛了罗马。」 [24]。同年,西西里的希腊城邦发生起义,反抗罗马的政治控制,而马其顿国世则出兵支持汉尼拔,对罗马发动了一次马其顿战争。此外,汉尼拔亦与西西里上最重要的城邦,叙拉古的新任国希耶隆尼莫斯缔结盟约。

虽然此役为军事史上的一场大捷,但是迦太基军的运气在此战已达至最高峰,后再无法获得战略优势。尽管罗马损失了大量资源,失去了很多盟邦,并要面对马其顿与叙拉古的入侵,汉尼拔军队在数上与物质上均不足以攻击罗马本城。于是,其选择了与罗马元老院磋商一份条款适中的和约。尽管罗马军面对其攻击多次战败,罗马元老院拒绝了其和议,并再度建立一支陆军以守卫意大利,与一支陆军进攻迦太基在西班牙的阵地。


历史重要性

对罗马军事理论的影响
坎尼会战在罗马军事结构上占有一个重要席位,并使得罗马共和国军队作出了战略重整。在坎尼,罗马陆军组成了与希腊方阵雷同的阵势,这使其容易陷入汉尼拔的设计里,因为其缺乏灵活调遣的能,所以较易被迦太基骑兵从后包围。此外,罗马法律限制了两位执政官的最高命令权,逼使其权必须轮着执行,使其缺乏战略弹性。虽然有这么多不足,但在坎尼会战后数年内,罗马成功针对这些弱点作出大幅度改善。首先,其对方阵作出改革,将方阵分为很多细少的分队,每个分队可独立移动,灵活性高。在其后的伊利帕战役与札马战役里,二连队(principes)于一连队(hastati)背后组成,在一连队跟敌用短剑交锋后,如果战况不利,二连队前进接敌,一连队则从二连队之间的空隙(正好也是一个连队的正面宽度)退到后方重整-这样的编排充满弹性与机动性。

此外,因应战争需求,罗马最终制定了一套统一的指挥系统。在经过数次政治实验后,大西庇阿被任命为大将军,并统率了全罗马在非洲的军队,这个头衔与权维持至战争终结。这个安排可能违反了罗马共和国的宪法,但是就如戴布流克所述,「军队内部改革使得其军事潜大增」,而此役更使得罗马军团编制上限形同虚设,但亦预兆了罗马共和体制的衰败。在坎尼会战后,罗马军队逐渐迈向专业化:在扎马战役里,大西庇阿的军队主是由在西班牙与迦太基军交战近十六年的退伍军组成,而其亦被证明了是一支超级强大的军事量。


在军事史上的位置
坎尼会战因为汉尼拔出色的战术与其在罗马军事史上占极其重的席位而闻名于世。这战役对罗马所造成的重创程度是往后一世纪所未尝见的,直至阿劳西奥战役。就如军事史家道奇(Theodore Ayrault Dodge)所述:「很少在古代的战役可以像坎尼会战般以技术取胜,汉尼拔凭技术取得了一切的优势。其西班牙与高卢兵以阶梯形列阵,使敌军逐步陷入包围,这完全是战争的艺术。其以非洲兵在侧翼对罗马军进逼,使其混乱,更值得称赞。整场战役,站在迦太基的立场上看,是完美无缺的,在战争史上几无可匹敌者」。而威尔杜兰亦记载道:「这是是前所未有的指挥艺术的典范,亦影响了往后两千年的军事战术」。

汉尼拔的在坎尼会战里使用的双重包抄战术被视为史上最伟大的战场调遣战术,亦是西方世界里首次成功使用钳形战术的,欲知详情,请参看([25])。


坎尼模式
坎尼会战闻名之处除了其对罗马军队所造成的重创外,亦有着现代战争里所难以达成的烟灭战略。二次大战里著名的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威尔这样写道:「如果情况容许的话,每一个将军都寻求在战场上完胜对方,汉尼拔在坎尼会战的完胜使得「坎尼」成为完胜的代名词,在世界各军事院均被详细研读。将敌方完全包围并且歼灭的念头,使得在近一个世纪里(包括腓特烈大帝与小毛奇),众名将皆欲尝试重新创造一次自己的『坎尼』[26]。」

举例来说,海湾战争的联军总指挥史瓦茨柯夫将军,曾经研读过坎尼会战并将汉尼拔的战术成功运用在地面战役里,结果大败伊拉克军队[27]。

汉斯•戴布流克的研究指出坎尼会战对现代德国军事理论有着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德意志帝国陆军参谋总长施里芬影响甚大,以其名命的施里芬计划正是汉尼拔的双重包抄的战略制定。其认为坎尼模块应可在二十世纪重现:「一场完胜的战役可以在今天重现,只要参考汉尼拔在上古时所作出的调配便可。进攻的重点不应是敌方的前锋;武器与兵不应集中在敌方的前锋;重点应是使其侧翼崩溃。翼锋应对敌军进行压逼,并以背后攻击以完成合围……」施里芬其后发展了一系列实作性的战术指导文章,并被翻译与结集为《坎尼》[28]这文集。


琐事
因为战术上的相似性,考彭斯战役往往被称为「美国的坎尼会战」。
在坎尼会战里生还的罗马军队在其后被重组为两个军团,并被派往西西里继续余下的战争,以作为其于坎尼会战里耻辱地战败的惩罚。
在鲍罗斯临死前,其说道:「告诉罗马的长老,加强罗马的城防,并严密防守…告诉费边,鲍罗斯现在仍然生存,但即将就义,并警诫其勿忘此教训。而我则宁愿战死沙场亦不愿在执政官任期完结后再度被告,又或与发罗一起被告,以免以归罪于别来还自己清白。」为了向英勇的保罗斯致敬,汉尼拔将其以正式仪式下葬。
坎尼会战后,汉尼拔的军官们皆欲向罗马进军。但汉尼拔在缺乏攻城器具或其它配套设备时,拒绝了这要求。这使得其骑兵统帅玛哈巴尔伤心欲绝,并写道:「汉尼拔懂得如何获取胜利,可却不懂的如何利用胜利 。」[29]
部份留守军营的罗马军队在会战后成功撤退,退往卡流苏门。而其中一,即大西庇阿,就是在后的扎马战役里大败汉尼拔的将军。
除了物质的战败外,罗马亦受到形像上的损失,并创伤了其威信。汉尼拔在罗马尸体上收集了超过二指环,并将其送往迦太基以证明其胜利;这些收集品倾倒在迦太基元老院门前,而这些指环在罗马是极上等才可配戴的。
根据普鲁塔克所述,汉尼拔在会战里是伴随其部下将领前进的,有一位迦太基将军,名为吉高,面对罗马大军时感到惊怕,并对汉尼拔说,罗马大军的数量很惊,汉尼拔便回应道,“有一件事更惊,不过阁下没留意。”吉高想不通是甚么,汉尼拔接着道,“就是这里并没有一位名叫吉高的将军。”这使吉高感到错愕与难堪,而汉尼拔这个不预期的响应同时使所有迦太基将领皆大笑起来,并在冲下山丘时对所有遇到的说同一番话。
坎尼在后诺曼入侵梅佐乔诺时亦发生了两场大战。在1018年,诺曼与其伦巴底主,在坎尼附近被拜占庭帝国的意大利总督打败。但在1041年,拜占庭另一位意大利总督在同一位置反被诺曼所击败。

参考条目
坎尼会战 (1018年)

参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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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wley, Robert(ed.), Parker, Geoffrey(ed.), The Reader’s Companion to Military History, "Battle of Cannae",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6, ISBN 0-395-66969-3
^  Cannae by General Fieldmarshal Count Alfred von Schlieff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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