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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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院

作者：不详来源：维基百科发布时间：2008-8-7 8:39:18

翰林院从唐朝开始设立，初时为供职具有艺能人士的机构，自唐玄宗后，翰林分为两种，一种是翰林学士，供职于翰林学士院，一种是翰林供奉，供职于翰林院。翰林学士担当起草诏书的职责，翰林供奉则无甚实权。晚唐以后，翰林学士院演变成了专门起草机密诏制的重要机构，有“天子私人”之称。在院任职与曾经任职者，被称为翰林官，简称翰林。明以后被内阁等代替，成为养才储望之所，负责修书撰史，起草诏书，为皇室成员侍读，担任科举考官等。地位清贵，是成为阁老重臣以至地方官员的踏脚石。

唐朝之后，翰林学士院的政治地位经历过“两高三低” 的变化。五代十国时期，武人得势，翰林势力大降。宋朝后翰林院结构得到规整，与科举制度的关系亦确立下来，权力达到唐以后第一次高峰。辽、西夏、金、元时期，虽仿效唐宋建立翰林院，以笼络汉族文人，但实权很少，辽朝更是将翰林院、国史院合并。明朝初期，翰林院恢复唐宋时的地位，达到第二个高峰。永乐朝之后，翰林院被内阁代替，逐步远离政治，成为撰修书史和起草一般文书的普通机构，但作为养才储望之所，翰林地位清贵，阁老重臣以至地方官员都从此而出。清朝时，翰林的地位并无变化。清末的政治改革，以学校教育代替科举制度，使翰林院逐渐没落。清朝灭亡后，翰林院不复存在。

无论政治地位高低，在各朝各代，翰林学士始终是社会中地位最高的士人群体，集中了当时知识分子中的精英，社会地位优越。唐朝的李白、杜甫、张九龄，宋朝的苏轼、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明初的宋濂、方孝孺，晚清的曾国藩、李鸿章等等，皆是翰林中人[1]。入选翰林院被称为“点翰林”，是非常荣耀的事情。翰林学士不仅致力于文化学术事业的传承，更踊跃参与政治，议论朝政。翰林制度和科举制度是封建中国文官制度的基本架构。由科举至翰林，由翰林而朝臣是科举时代士大夫的人生理想，是儒家学说中“达则兼济天下”的表现。

然而，成为翰林学士的辉煌前景也使得大量知识分子投身科举，造成了人才浪费。社会重文士轻技工，拖缓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此外，翰林制度也使得文学界和思想界的主流处于皇帝的监管之下，对学术自由和知识分子的思想独立起了压抑作用，有利于皇帝进行专制统治。

名称
翰林，即文翰之林，意同文苑。翰林一词最早可以在汉代扬雄的《长杨赋》中看到[2]。由于汉代侍诏在玉堂殿，翰林院也常被称为玉堂署[3]。

历史

唐朝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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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唐高祖李渊设立由各种有才能的人士供职的官署，称为“别院”，是为翰林院的前身。除文学人才外，医卜、方伎、书画、甚至僧道等皆可入选，主要是供皇帝游乐消遣的机构，史称“翰林初置，人才与杂流并处”[4]，当时任职者并无名号，到了高宗时，开始称为“北门学士”[5]。唐玄宗时遴选擅长文词的朝臣入居翰林，起草诏制，初称翰林待诏，为“等待诏见”之意，有张说、陆坚、张九龄等。后来改称翰林供奉，翰林院因此逐渐演变为草拟机密诏制的重要机构。[6]。

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玄宗另建翰林学士院，将文学之士从杂流中分出，供职者称翰林学士，简称学士，本身无品秩，以原品入值。翰林学士院是负责起草诏命、参预机务的枢要部门，而原来的翰林院也称旧翰林院，维持原本的功能，为普通机构。后来又设翰林侍讲学士和翰林侍书学士，与学士院无关。翰林学士初置时，并无人数限额，后来依照中书舍人之制，置学士六人[7]。宪宗时设立学士承旨，为众学士之首，单独召见[8]。

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局面严重，皇帝与朝臣联合反对宦官的斗争以及朝臣内部的党争日趋激烈。在这种局面下，号称“天子私人”的翰林学士得以在政治地位大幅提高，先是起草内制、参谋顾问，侵夺了中书省的权力；继而参预机密，权力趋于鼎盛。唐德宗时，翰林学士已有“内相”之称[9]。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分工日趋明确。学士负责起草任免将相大臣、宣布大赦、号令征伐等有关军国大事的诏制，称内制；而中书舍人负责起草一般臣僚的任免及例行文告，称外制。二者并称两制，而内制重于外制。翰林学士也常被升为宰相。

宋朝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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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沿袭唐代制度，设有翰林学士院[10]，职责是负责起草朝廷的制诰、赦敕、国书以及宫廷所用文书，还侍皇帝出巡，充顾问。学士中资格最老的称翰林学士承旨，其下有翰林学士、知制诰。其它官员入院而未授学士，称为“直院学士”。如果学士缺员，由其它官员暂行院中文书，则称“学士院权直”或“翰林权直”。北宋前期，翰林学士沿袭唐代，不设品秩。元丰改制后，翰林学士承旨和翰林学士成为正式官职，官居正三品，不任他职，专司内制。此外，同唐代一样，另设专掌方术伎艺供奉等事的翰林院[11]，如翰林图画院等。

宋朝是翰林与科举接轨的时代。宋太宗时，开始大规模的科举考试。在唐朝，考中进士只是有了做官的资格，还须通过吏部的选试以得到官职。到了宋代，凡是省试、殿试通过以后，朝廷立即授予官职。这样，翰林学士必为进士出身。

当时的其它政权由于学习唐宋体制，也承袭了翰林制度。西夏设有翰林学士院；辽朝有翰林院，掌管汉文文书及刑狱等事务；金朝置翰林学士院，设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等，掌草诏等事。

元朝翰林
主条目：元朝翰林
元朝设翰林兼国史院及蒙古翰林院，官制与金代相同，分掌制诰文字、纂修国史及译写文字。

明朝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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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翰林院以永乐朝为界，经历了先盛后衰的过程。明朝初期，继承宋朝制度，改翰林学士院为翰林院，以翰林学士承旨为首，秩正三品，其下有学士、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待制、应奉和典籍等官职。不久后又降翰林学士为正五品，并革除学士承旨、直学士、待制、应奉等官职，另设《五经》博士、修撰、编修和检讨。[12]初时的翰林院官员是经过荐举入职，与科举无关。天顺二年开始与进士挂钩，一甲进士授翰林院修撰，二甲为编修，以下为检讨。以后又将二甲、三甲中优秀者选为庶吉士，相当于“见习翰林”[13]。至此，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的局面[14]。

翰林参预政治的方式是通过内阁。内阁位于文渊阁，初时的大学士一般由翰林官员担任，后来连六部官员也有以翰林充任的。翰林品秩虽低，却是显贵的官职。虽为五品，宴祀时可以坐到四品官员之上[15]。

朱棣篡权后，开始重用内阁，而翰林院逐步与内阁分开，权力被削弱。宣德年初，内阁分为东西两房。西房为“能书者”之处，称为“西制敕房”；东房由学士等制订敕令的人组成，称为“东诰敕房”。正统七年，在文渊阁外另造翰林院，等闲者不得入文渊阁。这样，翰林院与文渊阁分离，翰林学士已不能查看诰敕，改由内阁掌管。此后制订诰敕等机密大事全由阁臣操办，翰林院已无法干预 [16][17]。即使如此，内阁重臣仍皆出身翰林。

清朝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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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翰林之职最初属于内三院，顺治之后沿袭明制，设翰林院。但由于清朝统治者为满人，在官制上采取了均衡满汉的方略。设掌院学士二人，满、汉各一人；其下有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修撰、检讨、编修、典簿、待诏、庶吉士等，都是满汉平均分配。侍读学士以下逢四至五年需大考，不过者要被除名翰林，因此有“翰林怕大考”之说。这时的翰林院与明时一样，地位清显，但并不参与机密大事，主要职务是修史编书、掌文词翰墨、充当皇子师傅、科举考官等等。同样承袭了明代的是，虽然翰林院无实际权力，由于被视为储才之所，重臣宰辅大都从翰林院出身，以至于道光咸丰年间，点翰林成为了仕途捷径。从编修、检讨做起，十年可做到侍郎[18]。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正式废除科举制度，翰林制度也随之消失。

外班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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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班翰林出现在清朝，指的是为保持翰林中满蒙人的比例而经皇帝特准，从科甲出身的满蒙官员中直接招取的翰林。由于非经正途而入，被戏称为“斗字翰林”，表示才学不够之意。但满蒙翰林并非全是靠此途径入馆，凭真才实学入翰林者亦众多，还出现了一家数代翰林的满蒙翰林世家。外班翰林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满蒙两大民族敦儒重学的风气。

洋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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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翰林指清末洋务运动兴起后归国的留学生。19世纪末清廷批准派遣中国幼童到外国留学，由容闳、陈兰彬监督。之后留洋学生渐多，清廷对留洋归来的学生按文凭赐予进士出身或授官职，因此也被称为“洋进士”、“洋翰林”[19]。

翰林与科举制度
翰林制度和科举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宋朝之后被正式确定下来。翰林制度可以看做科举的延伸，因为殿试之后，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二三甲中优秀者则成为庶吉士，简称“庶常”，进入翰林院庶常馆由资深翰林教导三年，称为“入馆”。三年后考试，称为“散馆”，选出入翰林的人选，不入者仍为进士[20]。

翰林与科举的另一个关系，是翰林官员担任科举的考官。明清两代，乡试、会试考官多由一、二品官员以及翰林担任[21][22]。

翰林与文化教育
作为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精英群体，翰林院对学术研究、整理以及儒学教育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作为储才之所，翰林院有修书编史的职责。明清两代期间，为了加强对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控制，皇帝命翰林院进行了多次书籍汇编，对当时传世的文献予以校勘、编辑、重印，销毁皇帝认为应该毁禁的书目，汇成类书、丛书。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七月，明成祖朱棣命翰林官解缙等纂修大型类书，永乐二年（1404年）十一月编成，初名《文献大成》，后称《永乐大典》。全书正文22877卷，目录60卷，装成11095册，总字数约3.7亿字。汇集了先秦至明初各类书籍共8000余种。清朝康熙年间，翰林官陈梦雷奉旨编辑《古今图书集成》，全书共10000卷，目录40卷，原名《古今图书汇编》，编辑历时28年，共分6编32典。乾隆年间，翰林官纪昀、陆锡熊、孙士毅等奉旨主持编辑《四库全书》。自乾隆三十八年始，历时十年乃编成。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收书3503种，79309卷，存目书籍6793种，93551卷，分装36000余册，约10亿字。虽然在编撰过程中应皇帝要求删改销毁了大量书册，但也对当时的各类书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整理。翰林院内藏有的珍本善本书籍不计其数，其中包括不少海内孤本。

明清时期，作为国家最高学府的国子监，其主要官员如祭酒、司业等官缺也被纳入翰林官，使翰林与学校教育直接接轨。同时，不少失意的翰林官充任各地书院山长（校长）或主讲，促进了当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翰林与专制集权
从唐代起，作为“天子私人”的翰林就是皇帝扩大自身权力的工具。唐宋时期翰林不隶属于其它部门，直接听命于皇帝。翰林势力的扩大彰显着实权逐渐集中到皇帝的手上。明以后翰林被内阁代替，清朝时后者又被军机处取代。一次次的蜕变显示出专制集权程度的递增以至达到顶峰。翰林院的变迁恰是见证。

翰林院更是历代皇帝进行文化专制的象征之一。汉代建立了“独尊儒术”的思想专制后，知识分子与皇帝的关系并不紧密。士人可以售才学于朝廷，也可以归隐于荒野，更可以在笔下褒贬朝政。皇帝为了寻求知识分子的支持，也必须礼贤下士。科举制度和翰林制度的发展，则将社会上知识分子的精英牢牢控制在皇帝手中。而随着中央集权程度加深，士人逐步将所有权力与尊严奉献给皇帝。君臣关系从唐宋之坐而论道，经明代之立而听命，发展为清代之跪而请旨。尤其在清入关后，由于民族因素，对汉族知识分子的压迫更为严重。清朝皇帝个人素质较高，精力充沛，使得文臣变为皇帝身边的弄臣。出于对被统治的汉族的心理恐惧，清朝统治者也不会将权力分给汉族的大臣。明清还发生了多次的文字狱，并在清朝达到高峰。这使得知识界万马齐喑，造成了晚清知识分子气节的缺失。

翰林与民族交融
汉族王朝在文化上的优势，使得各个少数民族政权纷纷学习科举翰林制度。由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曾首创殿试一甲头名即状元例授翰林院应奉的制度，使翰林与科举不可分割；元代创立蒙古翰林院，使将本民族士人安置其中；而就清代翰林而论，除汉族出身者外，不乏满、蒙翰林跻身其间，还有回族翰林和南方少数民族的优秀士子得选，遂使翰林院成为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交汇、融合之所。清朝实施“满不点元”的政策，即满族士子按例不点状元。然而为了保持翰林中满蒙士子的比例，仍采用特授馆职和外班翰林的方式增加满蒙士子数量，客观上促进了满蒙民族的文化发展。此外，历代的太子师傅与皇帝的顾问都由翰林充当。汉族翰林对非汉族统治者的教育对后者产生了重要影响，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民族关系。

清末翰林对后世的影响
清代共有6472人得入翰林，形成了庞大的翰林群体，对清朝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到了清朝末期，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以及科举制度日显腐朽落后。西学东渐，翰林中也出现了主张改革教育制度，以救亡图强的声音。洋务运动的领导者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沈葆祯等都是翰林出身。清朝灭亡后，遗留下来的翰林群体依然活跃在政治、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经济的舞台上。中华民国时期，教育总长蔡元培，北洋总统徐世昌，民族实业家张謇，湖南督军谭延闿，外交总长颜惠庆俱是翰林中人。

清末翰林的后代子孙，由于受到父辈祖辈的学术熏陶，成为文学家、教育家的也不在少数。例子有清代首科状元傅以渐后人、著名教育家傅斯年，翰林吕凤岐之女、女子教育先驱吕碧城，翰林张佩伦的孙女、著名作家张爱玲，庶吉士周福清之孙、著名作家鲁迅（周树人）和周作人，以及其后的：末科探花商衍鎏之子、国学家商承祚，学术巨擘俞曲园曾孙、红学家俞平伯，军机大臣瞿鸿禨之孙、社会史学家瞿同祖，嘉庆状元赵文楷后人、佛学家赵朴初，宗室翰林毓隆之孙、国学大师兼书法大家启功，溥仪老师陈宝琛的侄孙、经济学家陈岱孙等等。

参考来源
^ 李白、杜甫为翰林供奉，张九龄为翰林侍诏。
^ 《长杨赋》：雄从至射熊馆，还，上长杨赋，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风。
^ 明清翰林院
^ 《文献通考》卷五十四•职官考八：翰林初置，人才与杂流并处。其后杂流不入，职清而地禁，专以处忠贤、文章之士。
^ 新唐书卷五十一，百官一：唐制，乘舆所在，必有文词、经学之士，下至卜、医、伎术之流，皆直于别院，以备宴见；而文书诏令，则中书舍人掌之。自太宗时，名儒学士时时召以草制，然犹未有名号；干封以后，始号“北门学士”。
^ 《文献通考》卷五十四•职官考八：元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说、陆坚、张九龄等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而又以中书务剧，文书多壅滞，乃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
^ 旧唐书卷四十三：亦如中书舍人例置学士六人，内择年深德重者一人为承旨。
^ 李肇，《翰林志》：别设承旨或密设顾问，独召对问，居北壁之东阁，号为承旨阁子。
^ 《文献通考》卷五十四•职官考八：开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凡拜免将相、号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后选用益重，而礼遇益亲，至号为“内相”，又以为天子私人。
^ 《宋史》志第一百一十五职官二：自国初至元丰官制行，百司事失其实，多所厘正，独学士院承唐旧典不改。
^ 陈茂同,中国历代职官沿革史
^ 张廷玉，明史，卷七十三志第四十九：吴元年，初置翰林院，秩正三品，设学士，（正三品）侍讲学士，（正四品）直学士，（正五品）修撰、典簿，（正七品）编修，（正八品）洪武二年，置学士承旨，正三品，改学士，从三品。（侍讲学士，正四品，侍读学士，从四品，修撰，正六品。）增设待制，（从五品）应奉，（正七品）典籍（从八品）等官。十三年，增设检阅。（从九品）十四年，定学士为正五品，革承旨、直学士、待制、应奉、检阅、典簿，设孔目、《五经》博士、侍书、待诏、检讨。令编修、检讨、典籍同左春坊左司直郎、正字、赞读考驳诸司奏启，平允则署其衔曰“翰林院兼平驳诸司文章事某官某”，列名书之。十八年，更定品员，（如前所列，独未有庶吉士。）以侍读先侍讲。
^ 明朝翰林院
^ 张廷玉等，明史卷七十•选举二：成祖初年，内阁七人，非翰林者居其半。翰林纂修，亦诸色参用。自天顺二年，李贤奏定纂修专选进士。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
^ 张廷玉等，明史•职官志二：大政事、大典礼，集诸臣会议，则与诸司参决其可否，车驾幸太学听讲，凡郊祀、庆成诸宴，则学士侍坐于四品京卿上。
^ 张升,明代北京文渊阁
^ 张廷玉，明史卷七十四职官三：永乐初，命内阁学士典机务，诏册、制诰皆属之。而誊副、缮正皆中书舍人入办，事竣辄出。宣德初，始选能书者处于阁之西小房，谓之西制敕房。而诸学士掌诰敕者居阁东，具稿付中书缮进，谓之东诰敕房。此系办事。若知制诰衔，惟大学士与诸学士可带。正统后，学士不能视诰敕，内阁悉委于中书、序班、译字等官，于是内阁又有东诰敕房。因刘铉不与辅臣会食始。嘉靖末，复以翰林史官掌外制，而武官诰敕仍自其属为之。若诏赦、敕革之类，必由阁臣，翰林诸臣不得预。
^ 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道、咸间，士人多以点翰林为仕官捷径，由编修、检讨十年可至侍郎，虽未必尽然，亦差不多。
^ “洋翰林”——中国现代法学大家程树德
^ 翰林：清廷里的“大秀才”
^ 张廷玉等，明史卷七十选举二
^ 乡、会考官，初制，顺天、江南正、副主考，浙江、江西、湖广、福建正主考，差翰林官八员。他省用给事中、光禄寺少卿、六部司官、行人、中书、评事。某官差往某省，皆有一定。康熙三年除其例。顺天初同各省，简正、副二人。乾隆中叶增为三，用协办大学士、尚书以下，副都御史以上官，编、检不复与矣。道光中，简三四人。同治后，额简四人。初，考官不限出身，康熙初，主事蔡驺、曹首望俱以拔贡典试。十年，从御史何元英请，考官专用进士出身人员。然举人出身者间亦与焉。雍正三年，颁考试令，始限翰林及进士出身部、院官，仍参用保举例。
傅璇琮，唐永贞年间翰林学士考论，《中国文化研究》，2001
王定勇，李昌集，唐翰林制沿革考，《扬州大学学报》，2001